抗日战争的胜利，无形中提高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声望。然而，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使国统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政治上坚持一党独裁，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下关惨案、较场口血案和李闻惨案，召开伪国大、宣布民盟非法，疯狂镇压民主人士；军事上积极准备，发动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所有的一切，使国民党政府民心尽失，迅速走向土崩瓦解。历史的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向背从来就是决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任何强大的政权，一旦失去民心，离覆亡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为什么抗战后一度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军事资本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迅速走向崩溃,不得不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应该说，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专制，反民主、搞独裁,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贪污腐化，人心丧尽，是造成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孤岛的根本原因，也是各民主党派最终选择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是全方位的，从经济到民心，从政治到军事。

抗战结束后，“刷新政治与恢复重建既是国民对政府的期盼，也是政府最大的政治。”如何组织好战后的复员、接收，无疑是对国民政府的一次考验。然而，国民党政府这一次是以少数人的短时间愉悦换来了丧失民心的恶果。1945年8月11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两个命令：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命令国民党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工矿事业处理办法》和《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然而，名为接收实则明抢暗夺。在接收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接收大员们似乎在进行着一场大发接收财的竞赛，大量公产变成了接收大员的私产。老百姓称他们是“三洋开泰，五子登科”（“三洋”是爱东洋、捧西洋、要现洋；“五子”为房子、车子、金子、衣服料子、婊子），叹息道：“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对此，国民党中头脑清醒的人也有警觉,并产生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如接收大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国民党政府的疯狂掠夺激起了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有批评指出：“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那些曾经沦陷七八年的广大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一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

《大公报》评论说：“仅在短短20余天之内，我们已在京沪两地失去人心。”时任美国陆军情报部驻华办事处主任的费正清感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对于日军撤退后的沿海城市，它所从事的接管工作，真是搞得一团糟。”

当时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这样评价，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艰苦与凄惨，业已到达为一个大文学家所无法描写的地步。在内地城乡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艰辛，更不必说；就是在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11点以后，许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门汀走道上，躺着手脚绻缩的无数贫民，就在这萧瑟的秋风之中，获取为维持他们像游丝一样的生命所必需的睡眠。这些人本身并无罪孽，然而他们却过着罪孽的生活；即使在此叙述每晚所目睹的这种凄凉的景象，亦不禁热泪盈眶，悲从中来……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促成了中国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

在经济上，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四大家族在统治中国的22年当中，聚敛的巨额财富达100亿至200亿美元之巨。他们对攫取的民脂民膏随意支配，挥霍无度。上行下效，各级贪官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勒索、额外摊派、卷款潜逃等。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人民敲脊吸髓，使民不聊生，市场购买力减弱。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造成军费激增和财政赤字的日益扩大，使恶性通货膨胀更加疯狂，招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和物价暴涨。国统区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工人大批失业，农民背井离乡；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特别是农业经济凋敞，农民纷纷躲避征粮、征税和征兵，从而使国民党失去了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加速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同时恶性通货膨胀也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许多人日益丧失他们的积蓄而变为赤贫者。就整个国家来看，1946年支出法币10万亿元，收入只有2万亿元；1947年支出100万亿元，收入只有13万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法币发行量猛增，物价随之狂涨。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至1947年7月，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到14.5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国统区工商业大量倒闭，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达2.7万多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至1946年底，已倒闭3160家，其中民营工厂倒闭3/4。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敝，出现了严重粮荒。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使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1946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260万人。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对“已届非常严重之时”的经济状况，采取了所谓“紧急措施”。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蒋介石为此发表谈话指出：“政府支出应极度减缩，本年度预算内，凡不必要之新建设均予以暂缓”，用有效方法征收“所得税和各项直接税”，“如因此而或使个人负担有加重之处，则为一致拥护政府”起见，也应“一致予以遵行”；“以后提高工资，应即确定最高限度，不得漫无限制”。职工的工资应“以本年1月份之生活指数为最高指数，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对于民生日用主要物品，“即予从严管制”。这些办法的实施，未能解救危机，只是使财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人民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腐败，也使得国民党军事更加腐败：军政不和，互相倾轧；军民如仇，官兵如仇；官长克扣军饷吃空名额；兵役败坏，抓丁拉夫。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官僚化现象，“团长不到连部,军长不到团部，总司令不到师部亲自督察点名，以致部队实际情形几乎完全隔膜。”高级官员思想颓废，苟且偷安，同时还贪污兵饷，营私中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自抗战末期以来，我国民党军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军事腐败，风纪败坏，使国民党军事涣散，战斗力下降，只能去敲诈勒索百姓。蒋介石曾沉痛地说:“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军队如出一辙”。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日甚一日，已完全丧失了抗战时期的那么一点奋斗精神，“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贪官污吏张牙舞爪，展开了贪污腐化大竞赛。对此，50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也承认抗战后国民党意志消沉、腐败至极，“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败坏法纪只知个人私利，升官发财”。1967年，蒋介石在反思兵败大陆的教训时也说，“当时党内一盘散沙,党员不能负起监督之责任，尤其是一些党的干部，不负实际责任，贪污腐化遍布党内，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能和腐化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人心。”

政治、经济的腐败已使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渐渐失望，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件。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下简称《中美商约》）。这是战后中美间第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美商约》共30条，它记载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虽然打着“平等”、“互惠”的旗号，但其不平等的内容及性质却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一切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然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该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老百姓一度对国民党政权抱有幻想，而现在逐渐变成了泡影。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腐败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集团的本质，《中美商约》的签订更使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彻底绝望。抗战的胜利掩盖了国民党的外强中干，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