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应时而生，一经见报，犹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划破长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此后，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以此为标志，吹响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一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揭开了双方亲密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新篇章！

8月1日，即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当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当务之急，就是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平安、及时地接到解放区来。然而，香港距解放区千里迢迢，有重洋大海阻隔，身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视为眼中钉而严加监视。脱离险境到解放区，这谈何容易？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周恩来已早做安排。1947年3月，周恩来即指示钱之光、刘昂夫妇，要他们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打通与香港的联系。

钱之光，190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先后担任中共南方局和南京局委员，任八路军武汉、重庆办事处处长。抗战胜利后，曾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和几个同志由延安辗转到达大连，创建了中华贸易公司，探索大连到香港的海上通途。经过几次试航，沟通了这个航道，租用外国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运送土豆等土特产品，带回需要的物资和器材。这些工作，就为后来接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夏，周恩来电示钱之光做好准备，前往香港，大连的工作则由刘昂接替。

1948年8月初，钱之光从大连出发，经丹东赴朝鲜罗津，然后乘坐租用的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开始了特殊使命的远途航行……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